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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于宋元丰三年(1080)被“安置”黄州，由原来的知州事一降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成了被流放的“罪人”。政治生活上的这一变化，无疑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苏轼初到黄州，总是三天五日，去城南安国寺参禅礼佛，“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黄州安国寺记》)，“杜门僧斋，百想灰灭”(《与蔡景繁)))，想用禅学来解脱思想苦闷。这年，他从冬至开始，在天庆观“斋居四十九日”，可“亦复无所行运”(《与滕达道书》)。 苏轼政治上的失意，引i起了他经济生活上的急剧下降。吃饭、居住都相当困难。开始寓居黄州城南的定惠院。“小屋如渔殉，蒙蒙云水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随僧蔬食”，“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与王定国书)))．．“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答李端叔书)。家眷到来，“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少游书)))，“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债负山积”(《与章谆书)))，生活日益困顿，只得“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抉，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与泰太虚书》)”，”甚与穷者相宜“(“与章谆书》)。这时的苏轼成为道道地地的“齐安民”了。这种生活方式上不寻常的改变，对于苏轼来说，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来经受，甚至有时还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不久，苏轼又从定惠院迁居临皋亭。尽管他政治上的失意，带来了经济生活上的困难，而他的道德品格，却赢得了普通农民和下层士人的尊敬和同情。他同和尚、道士、农夫、樵子、渔翁、商人、郎中等都建立了程度不等的联系，同他们议论时事，咏史怀古，摹山范水，畅谈人生，成了知音。“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在经济生活上，苏轼得到了田父野老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与资助。有的送粮，有的送肉，有的送村酒，有的送水果。还有的帮助他在临皋亭高坡上盖南堂，在东坡上盖雪堂。苏轼从这里看到了“四海皆弟昆”(《东坡八首》之七)的人生温暖与乐趣。 到了元丰四年(1081)，苏轼的日子更加贫困。尽管苏轼仍然处于极端矛盾的思想状态中，但这一矛盾由于他参加了耕作劳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他的老友马正卿，为他去郡磨键中请得城东的坡地五十苗。对于“平生未尝作活计”(《与章谆书》)的苏轼来说，亲自参加劳动，自然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化。事实上，辛勤劳动，获得成果，增加收入，正好表明他选取的是一条既可解决生计，又能解脱内心苦闷、开阔思想境界的道路。这种探索和追求的过程，苏轼都一一写进了他的著名的劳作诗中：《戏作种松》(一o八 o年一月)、《东坡八首》(一。八一年二月)、《东坡》(一。八一年二月)、《浚井))(一。八二年一月)、《蜜酒歌》(一。八一年十月)、《向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一。八二年二月)、《次韵孔毅甫久早巳而甚雨三首》(一o八二年二月)、《元修菜))(一o八三年一月)、“南堂五首》(一。八三年三月)。而“东坡八首》、《东坡》则是苏轼居黄州时期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光辉记录。 躬耕东坡，谈何容易!东坡座落在黄州城东的一处山坡上，方圆五十亩。如今工厂、学校、机关、商店错落其间。从这些单位的基建取土来看，黄土卵石层覆盖数米厚。可以想见当年苏轼在此耕种时环境的艰苦：“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东坡八首》之一)真是一点也不假。 苏轼正是在这样贫瘠的黄土坡上，从事着辛勤的劳作。开垦东坡的土地，真是如同“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之八)，难怪苏轼在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尤其不幸的是这一年又发生了大旱。尽管如此，苏轼还是很有信心，扰游裤坚信劳而有获：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粳徐，东缓简原莳枣栗。 苏轼过去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官时，做过许多有益于农民的事情，也写过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词，但却没有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实践，缺乏种植知识。在他躬耕东坡时，就多亏附近老农对他的帮助指导了。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相忘。 《东坡八首》之五 由于他把麦子播早了，不满一个月，麦子就猛长起来，成了一整块麦被。他还认为麦苗很好，丰收在望哩!有经验的老农很关心他的耕种，见了东坡麦地，就告诉他说：你要麦子明年有好收成，千万不能让麦苗长得太茂盛了哇l否则，麦苗就会冻死的。要想明年丰收，就应该把牛羊赶进麦地，让它们把麦苗吃掉和踏掉。苏轼照着办了才避免了一场冻灾。 苏轼躬耕东坡，得到老农的帮助，又何止这～次呢?他在给章子厚的信中，还生动地描叙了这样一件事：一日，苏轼刚刚买回的一头牛突患重病，几乎要死。请来面诊的牛医，也识别不出牛病的症状。正在这时，只见一位老年农妇走上前来，把牛上上下下端详了一遍，说：苏居士，你这头牛害的是痘斑疮。只要以青蒿粥治之就行了。苏轼又按照老农妇的话去医治牛病，果然见效。 当地老农对苏轼的关心爱护和苏斌尊敬老农，重视老农的耕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东坡八首》之二 苏轼根据东坡地势高下，土性干湿来安排什么地方适合于种什么作物。肥沃地方种麦稻，山坡地方栽枣栗，低洼地方种果蔬，雪堂周围栽竹树。还向大冶长老要了桃花茶种子间种在桑园里。他又根据季节变化安排开垦和种植，一年四季都安排得非常得体。从而使他“去年东坡拾瓦砾”，“日炙风吹面如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换来了新舂入甑，玉米照筐。使他喜从心来，诗兴大作：“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柱。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笛。”(《东坡八首)之四，劳动不仅可以创造物质财富，也可以美化人的一心灵啊！作经验，已经成为千古美谈。 老农多情，东坡亦多情。苏轼由于投入辛勤的劳动，对贬居黄州后第三个春天的雨水调匀，十分喜悦：“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这一年的麦、稻真的丰收了，他甚为快慰，设酒请客，编歌庆贺，“使家僮歌之。时耜从于东坡，释耒而贺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l”(((哨遍))序)。这不能不说是苏轼在思想感情上的一次飞跃，即由过去的同情劳动人民，到现在的共忧同乐。 苏轼在黄州所写的劳作诗，由于出现了新的生活内容和他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的飞跃，也带来了他在诗歌语言上的变化。诗人为了如实表达新的生活，语言也自然朴素，明自如话了。《东坡八首》之五，即富有农家的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字里行间，充满着与农民水乳相融的真情实感。它充分地反映了苏轼在黄州的诗作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 关于苏轼这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元丰四年冬，大雪纷飞，他考虑的是：“今年黄州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书写)))瑞雪兆丰年，东坡可望丰收，固苏轼所喜，也是所有农民之喜；但积雪盈尺，则是舍外无薪米者所忧，苏轼亦为之耿耿不寐。这时的苏轼，至少在对待大雪这件事情上，不是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感情么。这自然会赢得农夫和下层士人的敬慕与爱戴，故当他离开黄州时，“山中友”办起丰盛的酒席，为他饯行；黄州人，用锣鼓相送。他们和苏轼在感情上就是如此的融洽。 南宋洪迈曾指出t“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自乐天然。”(《容斋三笔》)自居易曾被流放到忠州(今四川忠县)任刺史。他抱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观，寄情山水，以抗逆境，在忠州东坡写下了不少的闲适诗，如《东坡种花》、“步东坡》、《别东坡花树》。苏轼贬居黄州，对自居易在忠州时的爱好，甚为契合，于是便以黄州荒芜的故营地，命名东坡从事耕作，以求从四时万物的生长变化中得到宽解和慰藉。并且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悟出了“平生懒惰今始悔，老大勤农天所直”(《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的人生意义，因而自号“东坡居士”。近千年来，东坡这个号竟自斐声流传，妇孺皆知，在人们的印象中，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和字，恐怕和他在此期问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并从而创作了上述《东坡八首》，《赤壁怀古》、《赤壁赋》等有很大关系吧。 总之，苏轼贬居黄州，过着穷困的生活，从事艰辛的农事劳动，与农民有了共同的语言，产生了较为融洽的感情，发而为诗，创造了他的不朽的劳作诗歌。这些诗，写前人所未写，言前人所未言，题材新，意境新，质朴有味，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人诗中独具一格，是很信得深入研究的。《东坡诗论丛》
